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中国小说作品中的移植

来源: 网络时间: 2019-08-10

莫言是位勤耕细作的军旅作家,之前以《红高梁家族》饮誉军内外,当然也是国内外。写小说的人,尤其是中国写长篇小说的人,最高荣誉莫过获取“茅盾文学奖”。值得祝贺的是莫言以其《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蛙》是莫言构思十余载,笔耕四年,三易其稿,而打造的一部长篇巨著。小说以四份长信和一部话剧组成,构思可谓不奇妙。其中,我们不难发现: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移植在作品当中的表现。

《蛙》是作家莫言新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其题材的独特和思考的深入而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其颁奖词为"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因此,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应用是他获得这些殊荣不可或缺的主导因素。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是上世纪中期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共同倾向,主要表现在小说领域。这一流派的作家,执意于把现实投放到虚幻的环境和气氛中,给予客观、详尽的描绘,使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魔幻的外衣,既在作品中坚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又在创作方法上运用欧美现代派的手法,插入许多神奇、怪诞的幻景,使整个画面呈现出似真非真、似假非假、虚虚实实、真假难辨的风格。这种把现实与幻景融为一体的创作方法,拉丁美洲的评论家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而莫言在小说创作上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蛙》就是这样的一部充满历史叙事魅力的小说,小说穿行在建国后的历史时代之中,小说叙述的是关乎国人生活重要方面的生育问题。

一、《蛙》中坚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

《蛙》的难度在于计划生育是一项无可质疑的“国策”,表现这样的“敏感”的社会题材,是不能超出这个基本前提的。如何处理这样的重大题材?其文学的意义在哪里?莫言的处理方式是以大跨度的历史年代进行对照,书写在历史的变迁中人们所受到的生育政策的影响,以人的命运变化写历史,以生育线索为中心串起了人物的爱情史、社会生活史、阶级斗争史、心理发展史、精神血泪史,以毛茸茸的人物故事呈现充满悖谬的历史黑洞和人性本色。

姑姑(万心)是小说的主人公,50年代国家提倡生育人口,姑姑是一个接生能手,接生了数千个婴儿,是受高密东北乡人敬重的圣母般的人物。在阶级斗争年代,姑姑因为恋人飞行员驾机投敌受牵连,她成为社会的专政对象,受政治打击和身心摧残。在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姑姑是一个优秀的计划生育干部,她铁面无私,为工作鞠躬尽瘁,万死不辞。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为革命工作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她为维护国家的法律,赴汤蹈火般地迎接一个个的任务。这是个为时代牺牲的人物,在她光辉的历史下,她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重重伤害。作为计划生育干部,姑姑成为非法生育妇女的敌人,头上被人打棍子,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身上有很多伤疤,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给她最沉重的精神负累的是她逼死了几个怀孕的妇女,被人诅咒。她的晚年是在“罪感”中度过的,一个人仿佛受了历史的欺骗,陷入矛盾的撕扯之中。她害怕青蛙,隐喻了她一生所背负的罪恶之源。姑姑的精神矛盾分裂症是时代造成的,它隐喻了历史现实对个人的巨大伤害。

这个曾经的“政治斗士”,其悲剧如小说的叙述人蝌蚪所说的,她“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但姑姑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斗士”,她医术精良,很有同情心,她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在看到违法怀孕的小孩出生的时候,她作为妇科医生的本能也会被唤醒,甚至在面对母牛难产的时候,她也会出手,她还不止一次地无私地将自己身上的血输给病人。这样一个充满精神光辉的人物,最后变成了剧作家蝌蚪代孕生子的帮凶,曾经的正直品格,完全化解了。姑姑的人生命运和精神心理变化质疑的是时代对个人的压迫,在大时代中,个人不过是一枝随风的芦苇,姑姑是时代观念的受害者,是历史运动的受害者。除了姑姑,小说中的蝌蚪、小狮子、陈鼻、王肝等何尝不是历史的受害者。

“蛙”所象征的生殖文化在当代社会左右了众多人物的命运。蝌蚪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最终也成为“香火”观念的不自觉继承者,追随姑姑战斗了一生的小狮子充当了观念的帮凶。高密东北乡最漂亮的姑娘陈眉外出打工在一场大火中被毁了面容,被迫与人代生孩子充当“孕奴”为父还债,又被出尔反尔的袁腮等人欺骗,精神上饱受摧残。王肝、王仁美等女性在国家、家庭、历史所构成的复杂困境中作为生育的“容器”丢掉了生命,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这些情节与故事充满怪诞与神奇。

小说还写出了不同时代的历史黑洞。这个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在50年代,人物为了生存,竟然吃煤。旧式接生婆对农村生育女性的身体伤害是惨无人道的。在文革时代,历史的荒谬一再地呈现出来,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就会宣判一个人有罪。文革中黄秋雅与姑姑的相互揭发,无中生有的造谣揭示了人性的丑陋。被“专政”的干部杨林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改革开放年代,人们因为计划生育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政策执行者和非法生育者之间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执法者用拖拉机拉倒房子,以围追堵截的方式强迫那些怀孕的妇女放弃生育,执法者成为国家专政的暴力机器,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和人命让人触目惊心。那些体制上的疏漏和政策执行上的随意性,更是一笔难以清算的糊涂账,这是小说中揭露的“黑孩”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人口中,没有她这个人,她是‘黑孩’,那时候有多少这样的‘黑孩子’,没人统计过,但估计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批‘黑孩子’的户口问题,在一九九〇年第四次普查人口时终于得到了解决,为此收取的超生罚款也是个天文数字,但这些钱到底有几成进了国库,也是无人能算清楚的糊涂账。最近十几年来,人民群众又制造了多少这样的‘黑孩子’,估计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现在的罚款额比二十年前高了十几倍,等到下次普查人口。如果‘黑孩子’的父母们能把罚款交齐。”在市场经济时代,生育也带上了市场经济的色彩,“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代孕背后的黑幕交易,钱权勾结,草菅人命,无耻欺诈,是对体制的挑战和对人性尊严的践踏。

二、小说在创作方法上运用欧美现代派的手法,即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这篇小说后来采用了剧作家蝌蚪写信的方式,以5封短信、5篇故事叙述加上一个剧本构成,既有多维的叙述角度,又有叙事上的明晰性,符合中国读者的接受习惯,这构成了小说结构上的创新性,也是欧美现代派的手法在小说当中的应用。

1、小说的结构创新。

《蛙》分为三种语言叙述故事,书信、小说讲述、戏剧融为一体。内容上,三者相互映衬,书信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戏剧是真假混合的,小说以这种真真假假的方式切入时代,让读者深思,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新颖变化,而是引导读者从小说表层超离出来,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如同小说中李手对蝌蚪所言:“文明社会的人,个个都是话剧演员、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戏曲演员、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人人都在演戏,社会不就是一个大舞台吗?”现实和戏剧的内在本质被人物一语道破,在这里获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2、小说的表现手法创新

《蛙》中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书信是以一个文学青年向一个文学家请教的口吻写的,涉及的主要事情是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将姑姑的事情写成文学作品。这种叙述的方式极大地扩充了小说的内容,使小说有了多重意义空间。

比如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这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讲的,形成了对故事的补充和映衬。再如在另一封信中说:“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镜下。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在这样的段落中,说出了小说写作的意图,引导读者去忏悔,去深入地思考小说故事叙述中沉甸甸的一面。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是剧本,这个蝌蚪创作的剧本在内容上是小说故事的延伸,采取的形式是戏谑的,历史上的高密县令高梦九断的案子是今天的,官府被买通,采取了一种遮人耳目的方式断案,这个颇有寓意的情节戏谑了历史没有进步,在经济发展的当下时代,政治黑幕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少。

《蛙》的叙述很紧凑,毫不拖泥带水,故事的推进很快,没有过多的冗繁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描写很简练,看上去像是一幅幅工笔画。小说选取的是几个不同时代的片断性的故事,以几个核心人物为中心,进行发散,小故事大时代,以少胜多,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书写大跨度的历史时代。莫言早期小说中那种感官铺张的“炫技”式写法在《蛙》中有较大的改变。莫言有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但他的叙述定位是中国式的,他采用的是中国式的讲述,写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清晰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中国当代历史,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

《蛙》的中国式叙述也体现在小说所塑造的人物的精神气质上。小说所写的人物多是高密东北乡的奇人,小说以奇事来写奇人,这与中国古典小说中那种适当神化、拔高人物的写法极其相似。小说中有一段话:“老王,高密东北乡乃藏龙卧虎之地,你老王也是个人物呢!我说我半生落魄,劣迹斑斑,除了闹了一场臭名昭著的恋爱,别的一无所成,现在,靠耍嘴皮子卖泥娃娃度日。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说,能用半生精力闹一场恋爱的人,本身就是传奇人物。你们高密东北乡已经出了不少奇人、怪人,我看你也是其中之一。”

奇人,或是一种有独特个性的人,或是有特殊艺术才能的人,或是有传奇人生经历的人。姑姑是一个奇人,精神上的血脉可以延伸到《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式的奔放人格,泼辣大胆,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姑姑的奇还在于她传奇般的接生技术,那种敢于赴汤蹈火的工作热情,以及聪明干练的工作方法。秦河、郝大手的奇在于捏泥人的手艺,王胆的奇在于痴情,袁腮的奇在于算卦、给人取避孕环等“奇技”。奇人奇事是中国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塑造的多是类型化的人物,但莫言面对的是21世纪的读者,他当然不能简单地写类型化的人物,而是在传奇人物的个性中增加了多面性,比如上文分析的姑姑形象,再如剧作家蝌蚪是个性格暧昧的人。与奇人相联系的是他们的奇事,陈鼻的经历,陈眉代孕,蝌蚪的婚恋史等等都具有传奇意味。

《蛙》也不是简单停留在传奇故事上,还揭示了这些人物故事背后溅着血泪的一面,传奇故事中有着深厚的心理基础,还有饱满、生动的生活细节,小说不是简单地天马行空虚构奇事,而是将严肃的社会批判与传奇式人物故事的讲述结合在一起。

三、在小说的主题与语言表现方面可以看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蛙》在主旨上超出了故事本身的内涵,这是莫言在叙述上所采取的艺术手段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其中主要是隐喻手法的恰当运用。这是小说中的一段:“蛙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跟蛙是同一祖先,她说,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人的卵子与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你看没看过三个月内的婴儿标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与变态期的蛙类几乎是一模一样啊。”这段话解释了小说的题名,说出了小说的深层含义,它隐喻了生殖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力。

主人公蝌蚪的名字也有隐喻意味,一个讲述生殖文化的剧作家本身就是生殖化的。小说的封面设计为在红色的底色下站着一个孩子,又像是一个青蛙,有一股强烈的生殖气息。书中的人物以人体的器官命名也隐喻了人的身体是生殖文化的产物,个人的生死悲苦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生殖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昆德拉说:“小说的智慧则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

《蛙》提出了关乎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该如何反思我们的生育传统?小说中姑姑嫁给郝大手的过程也是有隐喻意味的,姑姑被一群青蛙追逐,被青蛙撕去了衣裙,这件事说起来不具有现实性。但具有内在情理上的合理性,它暗指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姑姑对自己罪恶的忏悔通过自己的丈夫将那些被流产的婴儿重新捏出来,以赎回自己的罪恶。有罪的人不只是姑姑,叙述者蝌蚪,接受信件的杉谷义人,等等,很多人都是有罪的,如莫言所说:“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们有罪,我也有罪。

《蛙》是一部致力于创造的小说,2011年《蛙》获茅盾文学奖,其授奖词为:“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创造激情。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莫言的创造是一种不断积累的综合创造,他直面历史问题和时代问题,以小说的魅力去呈示那些历史陈年旧事,启示着读者思考。在这个网络写作娱乐化泛滥的时代,在各种小说理论扑面而来的时代,执守小说艺术的创新是艰难的,但无疑又是必要而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