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思考,理性的批评

来源: 网络时间: 2019-09-21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地位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他以小品、散文见长,文章风格清涩幽默,所汇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谈虎集》、《看云集》等。他对神话、童话和民俗学的研究独有造诣。他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学家,在五四大潮涌来时,站在文学革命的前沿,由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营垒中的领军人物,所以,著名的文学家苏雪林说:“与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

《谈龙集》是周氏1918-1927年间的一些集外短文的结集,据自序所言,“将其中略略关涉文艺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编一集,叫作《谈龙集》。”而另外百余篇“关涉人事”的,则收在其姊妹篇《谈虎集》中。这些散文集包含的内容是对文化的思考,提出的是理性的批评。

一、文艺思想

周作人在《谈龙集》的同名文章中阐释了“个性的文学”应具备的特点:

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同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

周作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散文,作为一种即兴的、个人的话语表达,还应当具有诗歌的意境。散文的文体风格特征,体现在富有理趣的思想内容、雅俗共赏的文学语言、本色含蓄的行文特质、讲求趣味的艺术风格四个方面。此外,周作人还对现代散文源流进行了追溯,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言志”和“载道”两个流派交替起伏的过程,明末公安派、竟陵派被认为是历史的言志派文学,为现代散文的直接渊源。周作人称现代文学散文作“美文”,这“美”字的使用明确了纯文学的散文文体概念范畴;他从思想、趣味、语言、行文手法等方面对散文艺术特质的准确论述影响了同时代及后世散文家,为现代散文理论开道。另外,周作人在散文理论建构过程中,重视传统文学的影响,但并不拘泥于传统,对传统“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优秀分子,沟通了文学的传统和现代,对我们今天正确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二、文学情趣

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集子,觉得他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在《谈龙集》的文章当中,他强调文学的情趣。周作人的散文中也无不包含着“天趣,生趣,别趣,书趣”等不同的审美趣味。而体现他冲淡平和的风格的便主要是“天趣”,“别趣”和“书趣”。所谓“天趣”,就是反映与天理运动变化相一致的,超乎社会现实的自然界的情致。这类记述大自然风物的散文常常写得清新、自然、朴实、洒脱,充满人情物理和科学常识,给人一种清朗俊逸之美。除了他的《初恋》他的散文《吃茶》、《谈酒》、《乌篷船》中所体现出来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雅趣与野趣相融合的闲适之感中又显现着一种道家的“洒脱”,连“忧国忧民”也体现为一种淡淡的忧思,给人予天然去雕饰之感。

这种审美与道家的主张自然之美又不谋而合,而崇尚自然之美的本质便是要摒弃一些的雕琢,矫揉造作,这几篇散文看似语言平淡,所写事物平常,却蕴含着真挚饱满的情感,一气呵成,正如道家所主张的“道法自然”,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所谓“别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洪亮吉发挥严羽的理论,认为只有单纯以抒情为特色,不带明显功利目的,甚至与功利无关的诗文,才是有别趣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就是具有“无功利性”,“超越性”的特点。对于这一点,周作人十分推崇,尤其是对于“美文”的要求,他主张“美文”的“真实简明”。“简明”是对文字的要求;“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假话,说别人的话。

在他的《看云集?冰雪小品?序》中说:“小品文在个人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比如在他的散文《苍蝇》,《金鱼》等写草木虫鱼的文章中,体现了个人对于动植物的情分,并且又从中寄予了作者本人朴实真切的情感以及对人情世故的理解。

在《雨天闲谈》、《苦雨》等言志之作中,作者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通过写景来引出个人的情感的流动。这也是与朱自清的写景散文的不同之处,朱自清对景物的描写是工笔画式的,往往融情入景,情景并重。而周作人则是借景抒情,情主景次。与此同时,与周作人的注重散文的“性情”与“趣味“不同,郁达夫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则是注重文本中人性与社会性的“调和”的文学,因此郁达夫的散文处处体现出一种感伤的基调,这一类文学所侧重表现自我更倾向于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不同于周作人所侧重的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周作人散文与郁达夫散文可以说是“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不同理念文学的代表。

周作人的《苦雨》一文,是他以书信体的形式将各种各样的“雨”移至笔下,通过“雨”、“风”、“苦”三种不同的意象,在一连串的“喜”词之后,点出一个“苦”字,以这种方式将个人的主观体验以及情感展现在字里行间,娓娓道来,真切感人。所谓“书趣”,主要是反映作者读书的乐趣。周作人之所以能写“书趣”一类的文章,也与他的渊博的学识有关,他在《阿丽斯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等散文中都体现出他对于“全文化的批判”的投入,对于外国文化,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足以说明他的智慧与趣味,而这种智慧与趣味需要建立在自身深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三、理性批评

周作人称《谈龙集》为“论文集”,并没错,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重要作品,但就文体而言,其实还是文艺随笔性的杂文。有篇《扬鞭集序》,是给刘半农的新诗集作的序,周氏和刘半农是北大的同事,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也是《新青年》上做诗的老朋友。”周氏对刘半农的新诗评价颇高:“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

《谈龙集》里还有一篇是说《忆》的装订的。《忆》是俞平伯的诗集,朴社出版,全部影印作者手迹,并配有丰子恺十八幅插图。和刘半农的《扬鞭集》一样,《忆》也是线装本,据说颇为当时上海的进步青年所不齿,以为是“陈尸人的装束”(唐弢《线装诗集》)。不过周氏却对此大加褒扬,“这诗集的装订都是很好的”,“从春台借了《忆》来看的第二天,便跑到青云阁去买了一本来,因为我很喜欢这本小诗集”。

五四时代,周作人以“思想革命”的提倡者登场,本集中的《思想革命》《祖先崇拜》是其主要标志。《谈虎集》中的文章,立场鲜明,言语激烈,充分展现了一位社会批评家的面貌。

在《文艺的宽容》一文当中,他写道:“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是研究的人便宜上的分类,不是文艺本质上判分优劣的标准。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即是人性,)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然而宽容决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聪明的批评家自己不妨属于已成势力的一分子,但同时应有对于新兴潮流的理解与承认。”

读周作人的书总是感觉很愉悦。就是谈文艺理论这类我现在不是很感兴趣的话题,读时也颇有乐趣。最欣赏的就是作者姑妄谈之的心态。文艺如龙,无人能确知,但任何人都不妨随便谈谈。周作人把文艺批评理解为个人感受的表达与交流,而不是论断裁决,我深以为然。这实际也是我读书札记的基本态度,写出我的理解、表明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并说明原因。这也是不相信独断论者的自然态度。所谓独断论,用周作人的话讲,就是“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的真理,足为万世之准则”。

周作人是一个强调“中庸”的人,见到过分而非中庸的事情,也难免大光其火。长年住在北京的周作人,对所谓“上海气”就有严厉批评。所谓“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也就是恶俗的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特别是在性的问题上,“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甚至把当年青年的鸳鸯蝴蝶化也归为“上海气的流毒”。周作人是27年写的“上海气”。1934年和1935年。鲁迅写了2篇同名文章“‘京派’与‘海派’”。周氏兄弟的话,也不妨姑妄听之。该文同时还提出讲与性有关的事情包括猥亵话有意思的条件,“一有艺术的趣味,二有科学的了解,三有道德的节制。”当然很正确,但难在程度和细节。古人所谓“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未尝不是这个意思。

《谈龙集》所讲的外国文坛的事情,有些已经成了常识,周作人的积极引入当然功不可没。例如,关于希腊神话。还有些还是新知,至少对我自己,例如波斯的奇书《香园》,又例如古希腊的小诗。关于日本作家和学者的事情,我基本都不知道。至于国内创作和翻译的序跋,也让人了解当年的文坛的情况。

所以,我讲《谈龙集》是现代散文史上的压卷之作是基于上述原因的。